怎么看待明仁宗朱高炽的远见和谋略？_明朝盛世之中，七下西洋名震四方的郑和，真的是个“太监”吗？

；回答：

《象棋史传》

自古楚汉帅将斗，

损卒兵马相仕車。

饥饿争物为一方，

仁宗高炽各千秋。

郑和下西洋洋，是指明朝初期郑和奉命下西洋的活动，这段历史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都是空前的，他不仅在航海活动上创造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奇迹，而且对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电视剧“郑和下西洋”就是根据历史（还没有编辑完，不小心发出去了，下面补充）改编的同名动画电视剧。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海军纵横四海，虽然国土疆域比元时有所减少，但实现了万国朝贡，追比盛世汉唐的历史愿望。加强了中国政府同海外各国的联系，通过广施恩惠，给各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实惠。

其次，据野史和有关史料，郑和下西洋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当朝朱棣皇帝秘密追寻永乐皇帝的下落，有线索说南京被燕王攻破时，永乐逃到外国去了的传言。

该电视剧五十九集，大结局出现了这样的画面：郑和投过望远镜，看见了很美的海，大明船队正在千帆竞发，乘风破浪……

字幕：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大明船队与众多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持续二十八年的大规模航行，为维护海上秩序，保护商路长通，为亚非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使世界看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风范，更是不能不赞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虽然历史已经跨越六百多年，当我们再次回味这一壮举时，也能更清晰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了解了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创造和平安定友爱的国际环境，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意识决定行动，郑和下西洋即使不是象民间传说和野史看法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下落，也仅是一种宣传天朝上国国威的外交行为。既不追求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也不为了地缘政治利益占据一块土地。因为当时明朝国力强大，农耕经济自给自足，思想意识停留在农业社会，并没想到通过海洋经济为后代造福谋利，不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开拓进取，积累原始资本的革新意识。加之内部保守大臣反对，明成祖去世后，明朝达到一定宣传目的后就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

所以中国错失了一次迈向海洋文明的难得机遇，最直接后果明末农业经济破产无法找到其他收入来源支撑对满清的战争导致亡国。

满清更是变本加厉闭关锁国，导致华夏文明越来越落后，最后被动挨打。

此剧还是比较客观的反应出靖难后的史实，朱高炽在剧中表现出的也非扶不起来，而是大智若愚的形象。历史上的朱高炽虽然只当了10个月的皇帝，但朱棣常年征战在外，朱高炽监国为自己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在即位后能够很快的改变朱棣的施政措施，为“仁宣之治”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因此也获得了比较高的历史评价。至于两位弟弟夺嫡带来的胁迫，朱高炽都是以示弱应对，反而令朱棣对其更为放心，在成功即位之后，对两位弟弟也是不予追究，并善待二者的后人，显得非常仁厚。

虎父无犬子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老大朱高炽、老二朱高煦、老三朱高燧、老四朱高爔，其中前三子都是徐皇后所生嫡子，老四生母未有记载，而且幼年早夭，所以朱棣打天下的时候，儿子里就只有三位能帮上忙的。

“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明史.本纪第八.仁宗》

朱棣的三个儿子也各有特点，老大朱高炽喜文不喜武，这一点虽然与朱棣不同，但正好对老爷子形成有效互补，所以在朱棣起兵之后，朱高炽就留守北京监理政务。这可能与历史上记载的朱高炽体态肥胖，行动不便有关，毕竟上战场是个体力活，剧中的人物也是较为准确的反应了朱高炽的形象。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开始造反，时至十一月，李景隆的平叛大军就将北京城围住，据传是带了五十万明军，而留守的朱高炽以一万士兵组织城防，最终赢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这对于朱棣的造反事业帮助很大。这个事件中，后世往往评价的是李景隆无能，以及徐皇后的将门虎女，却没怎么在意朱高炽的个人能力，我倒认为此事反应了朱棣留朱高炽在北京是明智的，朱高炽应当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且极其善于理政，加之身体缺陷，留北京城能够发挥出更大作用。当然，朱高炽是朱元璋钦定的燕王世子，朱棣此举也有可能是为造反失败留条后路，至少不能落得个断子绝孙。

老二朱高煦与大哥不同，他喜武不喜文，因此历史上记载朱元璋很不喜欢他，但话说回来燕王是“九塞亲王”之一，肩负镇边重任，有个喜武的孙子应当是值得高兴的，所以这个说法可能有抹黑之意。而且建文帝即位时，朱高煦与大哥一起进京“学习”，实际上是聚拢到建文帝身边为质的，若非朱高煦耍混，把舅舅徐辉祖灌醉后偷了马匹带大哥逃跑，可能朱棣造反前还得思虑一番。且在靖难过程中，朱高煦常做军中先锋，屡次将老爷子从乱军中救出来，可谓是战功赫赫。也正是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在浦子口被南军击败，朱高煦赶来救援时，朱棣对他说“勉之！世子多疾。”明摆着给朱高煦画大饼，剧中也屡次提到此事，只是朱棣打死都不再认账，也着实委屈了拼命厮杀的二公子。

老三朱高燧是个文不如大哥，武不如二哥的万金油，但他的优点是善于夹缝中求生存，是个会玩人际关系的投机主义者。特别是在夺嫡之争中，总是能够权衡利弊，与老二或近或远，等待机会爆发。由前文可知，朱棣一共四个儿子，老四早夭，老三就成了幼子，所以也成为朱棣最疼爱的儿子。在靖难之役后，朱棣入驻南京，朱高炽与朱高煦皆奉命在朝辅佐，而独留朱高燧督建北京紫禁城，所以说富得流油的不一定是朱高煦，朱高燧才是闷声发大财的主。与此同时，朱棣亲信司礼监秉笔太监黄俨与朱高燧关系非常好，为他打下近水楼台的政治基础，并随之获得圣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护卫军，如果说造反，朱高燧也算是有钱有势的。

朱高炽的大智若愚

首先来看看朱高炽的城府，靖难之初，朱高炽坚守北京城，建文帝是以离间计劝降朱高炽，这让朱高燧的死党黄俨抓住了机会，他将此事秘奏给朱棣，称世子与建文帝勾结。朱高炽的做法则是将建文帝劝降信原封不动的递交给老爷子，拆都未拆，这个事情显得朱高炽老实巴交，却也堵住了黄俨的嘴，安了朱棣的心。但若照现在看来，真是老实巴交的人，怎么会不拆开写给自己的信呢？若非细思极恐，又怎能猜到书信内容以及处理方式呢？

再说夺嫡之争，朱高炽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朱元璋立为燕王世子，是名正言顺的朱棣继承人，名正指朱元璋册立，言顺是指朱高炽嫡长子的身份，从理和制上都确保了他的合法地位。所以朱高炽在朱棣时期只要没有重大过错，就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因此朱高炽一生求稳就显得有些“懦弱”，这个稳也最能体现在二弟、三弟诋毁陷害太子的时候。

永乐二年（1404年），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则被立为汉王，藩国云南，可他迟迟不肯就藩。当时拥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大才子解缙说过“好圣孙”，一语道破朱棣非常喜欢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这也是朱高炽被立太子的重要原因。可朱高煦偏偏就不信邪，将解缙等太子亲信诟陷遭贬，后被杀害，且私养死士培植势力。这些在剧中都有体现，且剧中的老二代替太子监国也由史实杜撰而来，事情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朱棣征蒙后返京，朱高煦诽谤大哥监国失职，因而被朱棣申斥，但令老二代替老大监国一事，并未记载。

“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成祖以为类己，高煦亦以此自负，恃功骄恣，多不法。”——《明史.朱高煦传》

朱高炽面对老二的种种陷害一直让步，朱棣无论如何训斥朱高炽，他都能逆来顺受，听从安排，做的朱棣挑不出来一点毛病。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月，朱棣返回南京，得知朱高煦成天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痛斥一番后剥夺冠服，囚禁在西华门内，并准备废为庶人。这时候朱高炽表现出超高情商，他为二弟极力求情，这既维护了皇家的颜面，也给了朱棣台阶，还印证了他仁厚的口碑。这种情况下，朱棣削去朱高煦培植多年的两护卫营，亲信幕僚诛杀殆尽，并于次年勒令前往山东就藩，二弟至此失去了夺嫡希望。可以说朱高炽是以退为进，这一点非常迎合朱棣的思想，朱棣自己造反出身，越是尚武的儿子，越是像自己，那么也就越容易造反，朱高炽的退让隐忍让朱棣看到未来不再腥风血雨，这才是他造反之后最想看到的结局，朱高炽懦弱在表面，心中城府可见一斑。

朱高燧与二哥不同，且在永乐二年受封赵王以后便居于北京，至于剧中在南京统领警衣卫纯属杜撰。但在史料记载中，赵王每逢入京朝拜的时候，都会附和大哥诋毁太子，这可能就是在权衡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实力，两虎相争助其弱者，这才会势均力敌，并不是二者在军中摸爬滚打的感情至深。而朱高炽的对策依旧是以德报怨，永乐七年的时候，朱高燧也是违法乱纪的事干多了，朱棣剥夺其官服，欲贬为庶人，又是朱高炽好言相劝才缓解尴尬局面。两个儿子都违法乱纪，唯有朱高炽遵纪守法，以身作则，并将国事处理的井井有条，在朱棣碍于君主形象，对儿子处罚过重时，又是朱高炽以太子身份解围，台阶给的恰到好处，彰显人主格局，对比之间也就更倾向于朱高炽继承大统了。

为政举措

“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导民于善，非务诛杀也。吏或深文傅会，以致冤滥，朕深悯之。”——《明史.本纪第八.仁宗》

朱高炽真正能够继承大统，其实更多的是靠治国理政的能力，朱棣一生征战四方，出京时皆是留朱高炽监国。朱高煦常以唐太宗自比，那么也就认为大哥是李建成，历史上的李建成也是监国有方，被认为是可以担当大任的太子，但朱高煦却没有李世民的能力，朱棣也不是李渊，终究还是朱高炽接了老爷子的班。并在接任大统之后，以监国时奠定的政治基础，施行了较为开明的统治政策。最能赢的天下人心的就是为靖难时的建文官员及后人平反，流放奴儿干都司的亲属皆得以返回原籍，方孝孺的诛灭十族惨案就是此时得以昭雪。也是通过这些平反，朱高炽推行法制改革，施行仁政，引导人民从善。

而朱棣皇帝曾留下的不合理政策，或者铺张浪费之举都被叫停，如郑和下西洋、云南等地采办黄金、珍珠等事项。对于内阁的改组上，朱高炽重用翰林学士，将单纯的文官议政模式更改为决议模式，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这在后来整个明朝得以沿用。人才选拔方面，由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导致文官科举中入仕的南方人居多，为了达到人才均衡，规定了北方人必须占全部进士的四成，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民生方面，山泽为皇室财税来源，朱高炽为了减轻国家税收负担，将皇家山泽开放给灾区人民使用，并对流民进行妥善安置，通过免税政策吸引流民回归家乡从事生产，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先帝友爱二叔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赵王反形未著，朕不忍负先帝也。”——朱瞻基

朱高炽在即位后依旧保持着仁厚的作风。朱高煦就藩以后一直企图叛乱，特别在朱棣驾崩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叛乱举动暴露之后，朱高炽召二弟入京，大肆增俸加赏，以加安抚，并封其长子为世子，其余儿子皆封郡王。朱高燧则在永乐二十一年就得到朱棣病重的消息，于是密谋毒杀朱棣，起草矫诏传位于自己，最终因被告发而失败，又是朱高炽好言相劝才保住性命，在朱高炽即位以后也是封赏颇厚。朱瞻基即位以后对两位叔叔依旧宽厚，按照朱瞻基的话说就是受父亲影响，而朱高煦再度反叛后，朱瞻基御驾亲征，抓了二叔。在监狱探视二叔时，被其故意绊倒，朱瞻基忍无可忍，将朱高煦扣进三百斤的铜缸里，周围点上木炭，活活将二叔烤死，然后将其儿子全部杀死，若该剧以史实进行，那么结局就应该是这样。三叔朱高燧则只被削了卫兵营，宣德六年善终。

综上，朱高炽无论是当世子、太子还是当皇帝的时候，都将自己的工作本本分分的完成，当世子的时候是朱棣最赖以信任的守业者，当太子的时候是朱棣最默契的配合者，当皇帝的时候是大明王朝合格的统治者。而且在这些经历中，朱高炽表现的虽憨厚，但内心绝非那么简单，所有事情处理的都相当老辣，所以扶不起一说并不成立。

参考资料：《明史》、《明仁宗实录》、《明通鉴》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永乐皇帝开始持续到明英宗初年的远洋航海外交活动。因为相关的档案资料遗失销毁，因此许多情况后人已无法知晓，令人惋惜。但是通常意义上认为一共开展了七次（实质上郑和死后还进行了一次），因此又称“郑和七下西洋”。这个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远洋航海活动后来为什么停止了呢？

背景：郑和的前六次下西洋活动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登上皇帝宝座才第三年的明成祖朱棣就命令郑和开始下西洋。史学界对下西洋活动的目的众说纷纭，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寻找可能逃亡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也有说向海外宣扬国威，宣示永乐皇帝正统地位，以及寻找奢侈品等等。

不管具体什么目的，我们目前可知的是此后郑和分别又在永乐五年、七年、十年、十四年、十九年进行了五次下西洋活动。几乎是没有什么停顿，往往是刚从海外归国没几年就马上再次出发。这六次下西洋最远已经到达非洲东海岸，逐步形成了一支拥有几十艘大宝船，二万多人的远洋航海舰队。

成祖驾崩，远航停顿

其实下西洋活动并非戛然而止，在公元1424年，明成祖驾崩，明仁宗登基，他在八月份的即位诏书中就明确表示停止进行下西洋活动。因此郑和下西洋活动进入一个停顿期。

但是郑和率领的这么庞大的舰队如何安排呢？明仁宗想到了自己喜欢的南京，想要把京师又迁回南京的明仁宗命令郑和率领舰队到南京驻防，郑和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南京守备太监。

宣宗重启“下西洋”

明仁宗在位时间不长，继位的宣宗皇帝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许多仁宗时期的政策，但是在下西洋这件事上，宣宗从一开始的坚持仁宗朝的政策，到1430年又命郑和再次率舰队下西洋，于是停顿了六年左右的下西洋活动重启，这也就是郑和的第七次下西洋，郑和本人据说死在了返航途中。

1434年，宣宗皇帝再次下令进行远航，由郑和的重要助手王景弘负责，但是这次航行只到了南洋各国，范围较小。这也是明初的最后一次“下西洋活动”，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明英宗正式下令停止“下西洋活动”。

“下西洋活动”停止的原因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下西洋活动”并非戛然而止，而是有一个渐进式的停止过程。从明成祖去世后，“下西洋活动”就进入低谷，一度陷入停顿，虽然在宣宗朝又重启并进行了两次远航。但是终究还是在英宗皇帝登基后彻底停止。那么其原因何在呢？

• 在位皇帝的变更，导致国家战略的调整是根本原因。其实从上述背景和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明成祖去世之后，实际上这种远航活动就已经被明朝政府抛弃。因为明朝的国家战略已经进行了调整，从明成祖时期的开拓扩张进取的战略转入收缩保守加强内部统治的战略。明仁宗登基后推行的一系列措施无不带有这种烙印。因此作为明成祖时期扩张政策的典型代表“下西洋活动”被明朝政府抛弃就显而易见了。

• 下西洋的目的基本已经达成：除了找寻建文帝这个目的之外（如果“下西洋活动”真的含有这个目的的话）。“下西洋活动”的目的可以说基本上都已达到，明朝的国力和正统性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宣扬，而且沿途各国纷纷来朝也极大的满足了皇帝和明朝政府营造“万国来朝盛世景象”的需求。既然目的基本达到了，那么明朝皇帝停止这项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宣宗皇帝时期又重新启动了这一活动，而且宣宗皇帝其实也奉行仁宗时代的收缩政策，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依然是为了宣誓皇帝和明朝政府的权威，因为奉行收缩政策，明宣宗时期在安南（今天越南）的统治被推翻，这是宣宗朝很没面子的事情，因此宣宗皇帝才又重新采用祖父永乐皇帝的老办法，重启“下西洋活动”来宣扬国威。

• 连年的远航耗费巨大：“郑和下西洋”不同于后世欧洲人开展的“大航海活动”，明朝的“下西洋活动”是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奉行“薄来厚往”，死抱着“天朝上国”的牌坊，不遵循等价交易的“经济原则”。因此导致连年的远航活动耗费巨大，引发了明朝中央政府的经济危机也引起了朝廷文官政治集团的不满。

• 文官政治集团的敌视：明朝永乐皇帝之后，文官政治集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仁宗、宣宗两代皇帝开始使文官政府得到更稳定和有效的运行，因此文官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开始日益凸显。下西洋活动有两个致命的标签遭到文官集团的敌视，一是“下西洋活动”被定义为皇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寻求奇珍异宝满足个人奢欲的行为；二是“下西洋活动”一直是掌握在宦官手中的，前面的郑和是宦官，后面的王景弘依然是，这些宦官不仅代表国家出访而且掌握几万军队。这种情况在文官集团眼中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在明成祖死后，文官集团对下西洋活动可谓视为“眼中钉”，仁宗登基诏书中迫不及待的宣布停止，宣宗死后，英宗登基又马上下令停止，这些情况的背后实质上都是文官集团的作用。

郑和找到建文帝下落的说法，并不可靠。

根据史料推测，找到建文帝下落的人，应该是胡潆。胡潆与郑和都负有秘密使命，便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一个在国内找，一个在国外找。

永乐皇帝朱棣篡位夺取后，仍然睡不安寝，原因是建文帝的生死成了一个未解之谜。据说建文帝自焚于南京的皇宫，可是那仅仅是一具烧得焦黑的尸体，如何验明正身呢？在无法得到确证的情况下，传言四起，或言藏匿于民间，或言窜身于蛮夷，还有一种说法，浮海逃亡于海外。种种流言，困扰篡位的永乐皇帝，只要这个倒霉的侄儿还尚存于人世，刨遍海角天涯，也要挖出其隐匿之所。

于是一桩秘密的使命浮出水面。国内搜寻建文帝的使命落在给事中胡潆身上，以寻访张三丰张仙人的名义悄悄进行；海外的搜寻使命，则交给了郑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运动，竟然始肇于此。

永乐皇帝在位时，郑和六下西洋，最后一次返航时间是1422年，即永乐二十年。郑和归国后的第二年（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负责在国内暗探建文帝下落的胡潆回到北京。

我们看看《明史》中的记载：“礼部左侍郎胡潆于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是年（1423）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谴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永乐帝与胡潆交谈了什么，并没有明说，不过以前后文分析，并结合文中所刻画的朱棣焦急的样子，很显然是询问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朱棣怎么释疑了呢，这是历史之谜，可能证明建文帝已经死了，也可能他得知其下落，但觉得没有威胁了。

一年后，永乐皇帝去世，皇太子朱高炽继承大统，史称明仁宗。明仁宗上台伊始，便下了一份诏书，明帝国的远洋战略彻底改变了，这份诏书中写道：“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这则诏书，宣告了大规模下西洋外交活动的终结。其实并不意外，如果当年朱棣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那么现在连朱棣也死了，自然用不着再做这种徒劳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