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三兄弟分别有怎样的结局？_位卑未敢忘国忧，这句话怎么理解？百姓关心国事有意义吗？

位卑未敢忘忧国，出自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病起书怀》，意思是:即使地位低微，我也不敢忘记为国为民担忧。诗句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责任感。

自古以来，“忧国”和“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华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国家的忧患和热爱。

说到爱国，突然让我想到前段时间轰动全国的许可馨事件，留学生许可馨作为中国人竟然如此辱骂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她的所作所为，为什么能引起国人的关注，为什么能让国人为之愤怒，因为她触动了我们每一位国民那根最在意的神经，那就是国家的荣誉和尊严。

许可馨不认错也就算了，但是不认错就连她的父母也不出来说两句走两步。让人们更气愤的是，许可馨竟然说“耗子们”过段时间就会忘记，不需要太理会我们这些愚民，真是可气！

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多的是把“爱国”放在心里，做到不辱国家不骂国人。就算以后以后大家发达了，也不会像她这般去侮辱自己的祖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知道祖国代表着什么！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先烈凭借着爱国热忱抛头颅抛热血，又怎会换来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许可馨事件告诉人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他就会在学习和生活中失去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就会缺失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与责任感，也就难以树立正确的爱国信仰。

李世民成为一代明主之后，一些历史真相被历史刻意的隐瞒了下来，其中最为著名的应该是“渭水之盟”，也称“便桥之盟”。

渭水之盟发生于626年8月30日。这一年的6月4日发生玄武门之变，8月9日李世民登基为帝。得知消息的突厥（东突厥）颉利可汗、突利可汗（颉利可汗的侄子，小可汗）立马率军进攻长安地区。8月28日，约20万突厥主力和几万唐军对峙在渭水的两岸，大唐的都城长安有颠覆的危险。

多亏了李世民临危不惧，巧设疑兵，暂时迷惑了突厥统帅的判断，然后李世民给出了诱人的条件，并且杀白马歃血为盟，突厥得到利益之后撤退，并于9月送给大唐3000匹战马，10000只羊。（渭水之盟剧照，李世民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去见颉力可汗）

以上都是正史的记载，渭水之盟到底哪些历史真相被掩盖了，待我细细道来。

东突厥的野望——李世民登基未稳。

一、东突厥的再度统一。

583年，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并开始突厥内战。东突厥的军事实力仍旧非常强大，对隋朝的西北和北方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587年，东突厥都蓝可汗即位，隋朝支持东都蓝可汗的弟弟突利对抗都蓝可汗，东突厥的内战可以缓解东突厥对隋朝边境的压力。

599年，突利在东突厥的内战中失败，隋文帝于是将突利封为启民可汗，居住在河套地区，此时东突厥分裂为两部分——都蓝可汗和启民可汗各率领一部。隋朝为了拉拢启民可汗，先后将隋朝的宗室女嫁给了启民可汗，先是安义公主，后是义成公主。娶这两个公主之时，启民可汗都得到隋朝的高规格礼仪接待，并且赐给启民可汗很多礼品。

在隋朝的支持下，启民可汗于603年统一了分裂的东突厥，东突厥的军事势力更加强盛。东突厥的再度统一离不开隋朝的支持。（隋朝末年，割据势力和东西突厥地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窦建德等都臣服于东突厥始力毕可汗）

二、东突厥和隋朝翻脸。

东突厥再度统一之后，每年都向隋朝纳贡称臣。不过东突厥的势力的迅速壮大却使得隋炀帝感到不安全，于是千方百计想让东突厥再度分裂，这十分有利于隋朝统治的安全。

隋炀帝为了分裂启民可汗儿子始力毕可汗的势力，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封始力毕可汗的弟弟为大汗。

重复隋文帝的操作，派遣使者携带大量的礼物给始力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并且封他为“南面可汗”，让东突厥再度内战。不过隋炀帝的这一招失败了，始力毕可汗的弟弟胆小如鼠，况且没有多少军事实力，不敢接受隋朝的封赏，始力毕可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恼怒，不过隐忍不发。

第二件，杀始力毕可汗的亲信。

史蜀胡悉是始力毕可汗最信赖的手下，为可汗出谋划策，隋炀帝挑拨离间东突厥内斗这事被识破也有史蜀胡悉的功劳。隋炀帝根据大臣的建议，哄骗史蜀胡悉到马邑地区互市，然后派军杀了这个可汗最信赖的臣子，隋朝谎称此人谋反，并告知了始力毕可汗。

隋炀帝做的这两件大事都被识破了，始力毕可汗于是寻机报复隋炀帝。

615年，隋炀帝巡守雁门关，得知消息的东突厥于是发兵围困了雁门关，吓得隋炀帝痛哭流涕。还是派遣使者走通了义成公主的门路，义成公主谎称北方有战事，始力毕可汗才撤围而去。

三、东突厥意图称霸中原。

东突厥趁着隋朝内乱，于是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一样进军中原，然后统一天下。东突厥的可汗先后支持了刘武周、梁师道、郭子和等割据势力，刘武周被始力毕可汗封封定杨可汗，梁师获封大度毗伽可汗，郭子和获封平杨天子。始力毕可汗的目的非常明确，扶持中原割据势力，时机成熟则图霸中原。

619年，始力毕可汗率突厥主力，刘武周、梁师道协同准备进攻太原，半途中，始力毕可汗病故，东突厥撤军，这才使得大唐初年避免了被颠覆的危机。

已经崛起的东突厥问鼎中原的野心在隋末战乱之时已经有了，一直在寻找机会对付刚刚建立的大唐。玄武门之变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东突厥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认为，李世民不能够马上解决唐朝内部的各种关系，趁着李世民登基没有彻底稳固之际，一举拿下大唐的国都，东突厥则可以趁势问鼎中原。（颉力可汗剧照，启民可汗之子，始力毕可汗之弟）

渭水之盟就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签订的。

义成公主的仇恨。

也许是上天保佑大唐，自李渊建立唐朝之后，东突厥就迎来了魔咒。619年，始力毕可汗（启民可汗长子）就意图攻占太原地区，然后看情况继续进军。不过始力毕可汗却在紧要关头得重病去世了，东突厥内部又出现一番内斗，始力毕可汗的弟弟取代自己的侄子继承可汗之位，史称“处罗可汗”，启民可汗的第二子。

处罗可汗如果稳固下来，东突厥可以继续进军中原，没想到处罗可汗命不长，于620年就病故了，只做了不到一年的可汗，启民可汗的第三子颉利可汗即位。

东突厥在走马灯换可汗的当头，有一个女人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变，她就是隋朝的义成公主，她姓杨，是隋朝皇室的子女，对隋朝有很深的感情。义成公主先后成为启民可汗（颉力可汗的父亲）、始力毕可汗（启民可汗长子）、处罗可汗（启民可汗次子）、颉力可汗（启民可汗第三子）的妻子。义成公主对唐朝从内心仇视，希望借助东突厥问鼎中原之际，消灭新建立的大唐，为隋炀帝报仇雪恨。她在东突厥内部的话语权还是非常大的。（义成公主形象图，隋朝皇室杨氏宗亲，先后嫁给四任东突厥可汗）

譬如，615年，始力毕可汗围困隋炀帝在雁门关，是义成公主发布假消息让突厥主力撤围而去。

义成公主想着为隋炀帝及其皇家宗室报仇，一直支持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用兵。颉力可汗即位之后，屡屡进攻唐朝的边境地区，掳掠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趁着李世民刚刚登基，让颉力可汗、突利可汗（颉力可汗的侄子）率领20万突厥大军进攻唐朝首都长安也有义成公主的巨大影响力。

630年，唐朝名将李靖破东突厥，俘虏了义成公主、隋炀帝萧皇后等人，义成公主被处决，而萧皇后却安然无恙，为何？义成公主仇视大唐，是主战派，而萧皇后则是温和派，这才得以幸免被杀。

历史记载证明，义成公主主张对大唐频繁用兵，她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到底李世民赔了什么？

626年8月28日，20万突厥大军和几万唐军对峙在渭水两岸，如果突厥坚决进攻，唐军大败而且要丢了长安。李世民艺高人胆大，只带了五个随从就去渭水之上的便桥和颉力可汗对话，这六个人中包括高士廉、房玄龄，其他人都没有历史记载。

一、赔偿？

李世民和颉力可汗直接谈判，双方签订和平协议，颉力可汗得到金银布帛等财物之后，全军撤退而去。至于李世民到底赔偿了多少东西，历史记载中没有说，但是，据传说，李世民当时几乎搬空了大唐府库内的金银和布帛。东突厥自可汗之下都心满意足而去，突厥军队绝对不会空手而归。

乍一看历史记载，好像颉力可汗畏惧大唐的军力而退却，并且赔了一些东西，这是非常不符合战争常规的。

乙酉（626年8月30日），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旧唐书》）

李世民和颉力可汗见了两次面，第一次在8月28日，第二次是8月30日，和平盟约签订，交接物资，然后颉力可汗撤军。至于颉力可汗所给的3000匹战马和10000只羊，李世民并没有接受，而是让颉力可汗将俘虏的民众放还。

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头，帝不纳，诏归所俘于我。（《新唐书》）

这里明显的是春秋笔法，颉力可汗掳掠唐朝的边境很多次，这么好心献给唐朝这些东西。这次渭水之盟能够顺利达成，李世民只率领六骑到渭水的便桥同颉力可汗对话，一下子镇住了突厥君臣上下，疑兵布设也非常成功，让东突厥不知道唐朝的军事势力，从而不敢贸然进攻。此外东突厥进军长安无非是为了钱财，只要满足了东突厥财物需求，自然就会率军退去，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二、称臣？

此外让唐太宗李世民最感到耻辱的应该是向东突厥称臣，这事应该也不是李世民双方订立的盟约，而是李渊。当年唐朝尚未建立之时，群雄四起，为了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很多起义割据势力都向东突厥的始力毕可汗称臣了，有刘武周、梁师都、窦建德、王世充、李轨、郭子和等，记载如下：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新唐书》）

东突厥在隋朝末年势力庞大，有号称百万的军队，北方少数民族臣服，中原的各个割据势力也向东突厥称臣。李渊的发家之地在太原，他也安排刘文静同突厥和谈。北方这么多割据势力和少数民族都臣服突厥了，难道李渊例外，况且太原距离东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么近。由此可以推断，李渊当时口头上和突厥达成了和议，至于是否臣属有待推敲，李渊臣属突厥的可能性非常大，目的是保持太原地区的安定，为争霸天下打下基础，是权宜之计。有鉴于后来唐朝影响力非常大，这里采用的是春秋笔法，遮掩了真实的历史。

李世民战功显赫，刚刚登上帝位就被东突厥颉力可汗逼迫之下签订了渭水之盟，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被人打到了都城下签订的，况且可能赔偿了不少的财物，这就是李世民感到最耻辱的地方。

东突厥的灭亡。

其实东突厥没有在渭水发动对唐朝的战争，其内部不和也已经暴露出来，当时的颉力可汗的反对派已经出现了。

627年，原来臣服于突厥的薛延陀部、回鹘部等反叛东突厥，唐朝立马抓住时机，封薛延陀为可汗。东突厥的突利可汗（始力毕可汗的儿子）率军镇压反叛的部落，遭遇惨败，被颉力可汗囚禁，囚禁了很长时间才释放他。突利可汗和颉力可汗的部族之间产生分裂，颉力可汗在兵力衰落之时要求自己的侄子突利可汗提供兵源，叔侄二人反目成仇，互相攻杀。

突利可汗很早之前就和李世民有过联系，在颉力可汗的攻击下，突利可汗率众内附唐朝。李世民封突利可汗官职，记载如下：

（628年）突利至，礼见良厚，辍膳以赐之，拜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户七百。(《新唐书》)

东突厥的颉力可汗先是薛延陀、回鹘等反叛自立，然后内部突利可汗依附唐朝，势力大减。

629年的秋天，李世民派李靖为统军大将，领兵10万，部将柴绍、薛万彻、李勣，全面进攻颉力可汗。颉力可汗被击败之后诈降归顺唐朝，企图保存势力，东山再起。李靖趁着唐朝和议使者唐俭在颉力可汗大营谈判成功饮酒之际，突袭颉力可汗大营，东突厥最后的主力被全歼。

630年3月，颉力可汗在逃亡吐谷浑的半路上被俘，东突厥灭亡，李世民报了当年城下之盟的耻辱！

他历侍六个皇帝，四次任司礼监秉笔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前后长达五十年。他名下的宦官多达百人。他对人温和恭敬，虽在皇帝身边几十年，从不拉帮结派，以权谋私，最后得以善终，他就是------太监萧敬。

萧敬(1438—1528)，字克恭，别号梅东，延平府南平县(今福建南平市)人，司礼监太监。自幼入宫服役，因聪明伶俐，被选入司礼监内书堂读书。天顺初年，任长随。当时英宗为慰劳赏赐近臣，在便殿内准备了很多财物，萧敬负责分发并一一登记，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英宗发现他做事认真细心，很信任他。在天顺二年升为奉御，不久，又升为御用监左监丞。天顺五年，升右少监。英宗宠爱他，相继赐给他蟒衣、玉带和多种珍宝。有一次，皇帝检阅射箭，他问萧敬说你会写文章，能射箭吗，萧敬连发三箭，箭箭必中，于是英宗更加关怀、赏识他，升为太监，佥书监事。

他奉使到荆州、襄阳办事，各地方官都说他行事清静，没有骚扰老百姓。天顺八年(1464)，英宗去世，他被派到神宫监负责烧火。

成化三年（1467），调到内宫监，负责管理仓储粮饷。他的账目出纳清楚，并剔除了过去的一些弊漏，不久，便晋升为司礼监佥书，并受命前往勘查武冈、蕲州等藩府的大案。

他排除干扰，秉公办案，汇报情况时简明扼要，宪宗很满意。

萧敬与当时掌管东厂的权宦尚铭关系密切，尚铭是一个“卖官鬻爵无所不至”的人，成化末年，他被抄家，谪放到南京当净军。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去世时，为避牵连，萧敬主动请求到裕陵司香

弘治初年，萧敬屡次受到朝臣弹劾。但得到孝宗的庇护，并为他开脱，并告诉朝臣们萧敬只是顾问，没有实际权力。

弘治三年，萧敬升为司礼监太监，开始参入军政问题。

他为人谨慎，知识渊博，皇帝的询问，他都能按规章制度给予清楚，详细的回答，且常有正言规谏，深得孝宗信任，多次安排他负责典礼，检阅等重大活动。

在会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讯重大案件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当时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伯张延龄，都依仗张皇后的宠爱，纵容家奴违法乱纪，科敛钱财，被多名官员弹劾，萧敬审此案时，严惩不贷，他依照法律作了公正判处，深受朝官们的信服。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把太子（武宗)托付给他。

正德初年，萧敬请假回家。正德七年，武宗起用他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赐给他蟒袍，准许在宫中乘轿。七十四岁的他，仍对时事提出好的意见。正德十二年至十四年，武宗经常到外地游玩作乐，萧敬和朝臣极力劝谏，但都无法制止。

武宗让他留守京师，由于和宁王朱宸濠有交往，朱宸濠谋反失败后，萧敬受牵连而被罢免。

正德十六年，武宗病逝，藩王朱厚熜继位，就是世宗。由于萧敬德高望重，又熟悉宫廷的业务，又诏令他入宫，管理各项事务。世宗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都由萧敬负责。此时萧敬虽已八十五岁，但头脑清楚，精力充沛，做事有条不紊。

有朝臣弹劾他，如张原在《请逐太监萧敬疏》中，说他“囊橐积资不下一二十万”。毛伯温弹劾他阴谋援助宦官张锐、张忠等，请判他死刑。

嘉靖元年，萧敬由于屡受廷臣弹劾，请求告老退休。世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他优厚的待遇。

嘉靖七年，萧敬病逝。世宗下诏厚葬。大学士翟銮为他撰墓志铭，杨一清为他写墓表。

萧敬一生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在明中叶后的宦官当中是难能可贵的。

太监和太监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奇葩产物。在我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复杂政治斗争和腐朽的生活中，都有着太监的身影，典型的如汉朝、唐朝等。可以说，太监在历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于汉、唐两朝的多位君王都命丧于太监之手。

太监，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作寺人、阉（奄）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侍、内监等等。太监这一称谓，是在唐代出现的。据史籍记载，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皇帝命改掌管乘舆、服饰的殿中省为中御府，改监为中御太监、少监。因其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所以人们就把早已存在、沿用已久的宦官，通称为太监了。

尽管太监这一称谓在唐代首次出现，但这一类人历史上早已有之。《诗经·秦风·车邻》篇中有“未见君子，寺人之令”。这个负责传达、没有姓名的寺人，就是秦国君王的太监。《诗经·小雅·巷伯》篇：“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这个作诗的孟子，就是周幽王的太监。汉代思想家郑玄在注释《周礼》时，还曾写道： “奄，精气闭塞者，今之谓宦人。”这里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奄人的生理特征。在《左传》中，也记述了一些太监，如晋国的勃貂（披）、齐国的刁、宋国的伊戾等等，都是太监，这些人都因为在政治上起过重要作用而名噪一时。

秦朝时，最著名的宦官首推赵高。赵高曾侍奉始皇帝嬴政，秦二世时位至丞相之尊。赵高当政时，权倾一时，指鹿为马这一典故即与其有关。后来，赵高更是逼迫秦二世自杀。

东汉时，宦官祸国，危害甚重。即便是手握重兵，政由己出的大将军梁骥，何进之流，也相继被宦官集团排挤致死。宦官集团还屡兴大狱，仅两饮“党锢之祸”，便将朝廷中小有名望的志士贤人几乎诛、逐殆尽。五名权阉，一日封侯；十常侍，把持朝政。

唐朝立国后，不准太监干政，太监可担任的最高的官职是内侍，其品级也只有四品，规定不得超过三品。唐玄宗执政后，宠用宦官，打破了唐太家的定制，宦官高力土、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等，贵宠一时。高力士主持内侍省，四方奏表，均先呈他过目，然后由他取决是否送给唐玄宗。一般政事，他有权作出决断。其他权阉，或持节讨伐，或出使列郡，或主书院、教坊。安史之乱以后，宦官集团利用了皇帝与藩镇的矛盾，不断扩大权力。

到了唐德宗时，皇帝为防止武将称兵作乱，将禁军全交宦官统率。中唐以后，不仅文宫武将仰宦官之鼻息，就连皇帝和后妃也被太监玩弄于股掌之上了。唐玄宗在太监李辅国的挟制之下，忧郁身亡；唐宪宗、唐敬宗则是遭太监霉害而死的。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密昭宗则完全是在宦官的拥立之下，才得以登上皇帝宝座的。

朱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鉴前代之失，规定太监“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同时，还铸一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立于宫门。此外，他还明令朝廷各部主官，不得同太监有公文、私书往还。

明朝宠用太监，始于永乐帝。燕王朱棣在夺取皇位时，因为有许多太监充当耳目，所以即位后对太监多委以重任。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莫过于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

明代最著名的太监莫过于魏忠贤。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诸如“五虎”、“五狗”、“十亥”、“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魏忠贤遭到弹劾，被流放凤阳，在途中畏罪自杀。

有清一代，太监的品级被压得较低，并且不许领军。直至同光时期，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时，安德海、李莲英等大太监才备受宠用。

总之，太监与封建王朝相始终，历朝历代都出现过太监干政之事，只有轻重不同而已。历代帝王虽然对太监处处防范，但又离不开太监，这使得太监成为虽无实权，却往往能干预政治的一个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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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品是指官位高低的等级顺序,是确定俸禄的依据。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用“品”定官位的高低始于魏晋时期。魏晋以前并不用“品”,而是用爵位和秩禄定官位高下,分别实行于先秦和秦汉。

一、先秦时期的以爵定官

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如前所述,周天子、诸侯国君手下的大臣也有爵次,即卿、大夫、士,卿再分为上、中、下三级,士亦也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分,这个爵次同时也代表了西周官员的位次。

西周还有九命制的说法,按照《周礼》、《通典》等书的记载，周代的官员“有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也就是说周天子、诸侯手下的群臣官位共分为九个等级:九命作伯,八命作牧,七命赐国,六命赐官,五命赐则,四命受器,三命受位,再命受服,一命受职。

九命最尊,一命最卑,同时规定了每一等级官员的服饰、器物等标准。卿、大夫、士是爵位,也是官位。天子有天子的卿大夫、士,诸侯有诸侯的卿大夫、士,卿大夫士则对天子、诸侯尽为臣义务。

春秋时期,官吏的任命从以血缘为依据逐渐转向以个人才干和能力为授职的标准。但这时新的官僚制度还处在发生期,表示官员等级的高下也只能暂时以西周时期的卿、大夫、士来区分。

到战国后期,变法最为彻底的秦国开始推行二十级军功爵制,其中就蕴含了卿、大夫等级制的因素在里面。

以商鞅制定的二十等军功爵制为例,第1级公士至第4级不更相当于士,第5级大夫至第9级五大夫相当于大夫,第10级左庶长至18级大庶长相当于卿,第19关内侯和第20级彻侯相当于侯。

从这个角度看,军功爵制在实施之初,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赏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后来的官品作用,即以爵定官吏等级的功能,由此可见军功爵和旧五等爵之间的本质不同之处。

具体而言,二十等军功爵制与西周旧爵制虽然有相通之处,但更大的不同却在于抽去了旧爵制中封土治民的这一重要内涵。不论功臣宗亲,受爵并不意味着可以另外获得土地和治民权,成为自己封国采邑中的另一批大大小小的君主,而只是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只是服从于君主的臣僚。

这样,军功爵就成为君主强化君权、建立以君权为核心的身份等级秩序的得力工具,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专制国家的出现和成熟,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拥有爵位就意味着可以获得田宅、役使庶子、免除徭役、减刑抵罪种种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以至于爵和禄这两字在战国起就常常联称,如《盐铁论·险固》称“庶人之有爵禄”。

当然,军功爵的本来目的还是为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在疆场上可以奋勇杀敌,但要当官却不一定称职,因为当官需要的是另一种行政管理才能,这和战场上的所向披靡绝对是两码事。

因此,尽管军功爵制在实施之初也可以用来显示官吏的等级高低,但随着专制国家形成后对庞大官僚队伍的需要和依赖,就迫切需要另一种用来排定百官等级高低、资历深浅的制度,那就是秦汉时期的按照禄石定官品的制度。

二、秦汉以秩定官阶

“秩”是指官吏的俸禄,秦汉时期,官位的高低直接以禄秩来确定。禄以“石”为单位,就以粟石若干来代表官阶。这是和春秋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形成同步的。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和《史记·燕世家》中都曾出现过燕国内有“三百石吏以上”的语句。从《史记·燕世家》记载的情况看,燕王哙在身边人的劝说下,打算仿效上古的禅让把王位让给重臣子之,又担心百官不服从,“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效”作呈给意,燕王把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官印都收回来,让子之重新任命这些官吏,以此树立起子之的绝对威信。

由此看来,燕王哙时的官吏用官俸若干石作为秩位代称的做法已经蔚为风气,这三百石很可能是燕国官吏秩阶的一个分界点,即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属于高官。

当然,以石为官阶证据最言之凿凿的还是要数秦国。《韩非子·定法篇》说商君之法有五十石之官、百石之官,《商君书•境内篇》中有千石之令、八百石之令、七百石之令、六百石之令的等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六百石以上、五百石以下、斗食的提法,《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也有六百石吏的明确记载,由此可以肯定,秦国已经形成较为严密的以石论秩的制度。

汉袭秦制,以石论秩制度也最终定型。一般说来在西汉宣帝以前,九卿秩为中二千石,以下按官职分为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比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至比百石共为十八级。另有真二千石的说法,但经学者考证、真二千石很可能就是二千石,暂不列入。

如果加上秩为万石的三公,以及低于百石的斗食、佐史,那么共为二十一级。

西汉帝国的全部官吏从佐史到丞相,一共13285人,全部被纳入到这一秩石等级中。成帝时,废除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剩下十八个等级。王莽时,对官职名称多有变动,但秩石制度变化不大。东汉帝国的秩石等级也基本和西汉相差不远。

在从万石到斗食、佐史类的禄秩等级中,二百石、六百石各是重要的分界点,六百石以上为高官,二百石以下在严格意义上只能称为吏,还未能跻身官的行列。其中,六百石又更为关键《汉书·景帝纪》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注引张晏曰：“长,大也,六百石,位大夫”。秩石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就可以算得上高级官员了,这“长吏”也就是秦简中的“显大夫”。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云:“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六百石以上官吏的特权也更多,如免役权、子弟入学权。正因为六百石是汉代官秩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点,一些重要官职的设立都是以六百石为秩。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汉武帝设立刺史一职,“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和二千石相比较,刺史一职无疑显得位卑权重,但其秩位正好是六百石,虽然低但还是能够跻身高级官吏的行列,这为以后刺史权力的日益扩张、直至成为地方最高长官奠定了基础。

秩禄定官位,官位和秩禄对应,所以官员在离职以后就不能享有俸禄。汉朝官员在离职之后,不管是万石的三公还是数百石的低层官吏，也不管是被免职还是因为服丧、生病而去职,只要这位官员离开了自己的官位,他本来所享有的“若干石”秩次也就自动作废,俸禄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这个官员还想重新当官,只能重新开始。例如《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本来班彪已经是一县之令了,但因病归,再想出仕就只能接受三公的征召了。就算已经官至三公,复职后的秩次也低于原秩,如《后汉书·陈球传》载,“迁球为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以日食免。复拜光禄大夫。明年,为永乐少府”。

从官员的角度看,秩次跟官职位走,也就是人一走茶就凉。如果还想当官就等于重新出仕,朝廷显得多少有点刻薄寡恩,这也说明两汉帝国时的官秩制度尚未发展成熟;但从另一角度看,秩次跟着职位走的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出现一大批不在其位、专享其禄的冗官,从这个意义上看,两汉帝国的官员倒是处在一种实实在在的能上能下的变动环境。

三、官分九品的演变

当历史进入魏晋时期以后,以“品”定官位高低秩序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按照杜佑《通典·职官十八》“魏官品”条中的记载，曹魏官分九品,所有官职都被纳入到这一至九品的体系中,如位居第一品的有黄钺大将军、三公、诸国王公侯伯子男爵和大丞相,第三品有侍中、散骑常侍、中常侍、尚书令、左右仆射、尚书、中书监令、光禄大夫、九卿、司隶校尉、龙骧将军、辅国将军。官品越低,所包含的官职名称越多,甚至可达到数百种之多,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金字塔。

关于官品制的肇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上提到,“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这是指九品官人法。现在的学者指出,曹魏的官品制是由两汉的朝位制度发展而来的。朝位制度萌生于先秦,是文武百官参见皇帝时的排位。

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长乐宫建成时,儒学博士叔孙通受命排定群臣朝贺的先后位次,趋退有序、群起群拜的场面令刘邦感叹不已:原来当皇帝是如此威风,以前这皇帝真是白当了！

朝位可以说是官职尊卑的重要标尺,和禄秩大致相吻合,但又不完全一致。例如御史中丞是千石,十三部刺史只有六百石,地方上的郡守国相则是二千石,但在朝位次序上,由于御史中丞、十三部刺史负有监察之职,反在郡守国相之上。

另外在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中二千石以上的官职及将军没有表明先后尊卑,在现实政治中,这些高层官员的资望尊卑就只能以朝位为依据。

《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元年(196年)九月,已经将汉献帝迎入许昌的曹操自任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没想到袁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大将军和太尉都是万石,但按照东汉以来的朝位制度,大将军位于三公之上,袁绍为人心高气傲,实力又超出曹操一筹,当然不会接受了。后来曹操一见苗头不对,赶快把大将军的称号让给袁绍,这件事才算过去。

实际上,秦汉秩石制度施行数百年后,已经出现了不少疏漏之处,而官品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了弥补。秩石制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静态的平衡中,而现实政治中的职官制度却在不断地变化、调整,一些职官或者由于接近皇帝、或者由于手握监察大权,权势一天高于一天,但其秩位仍然很低;另一些职官本来大权在握,但随着时代的演进,渐渐大权旁落、风光不再,但其秩位仍然高高在上。

例如侍中与尚书令,前者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可以随时劝谏皇帝,影响到最高决策,后者自东汉帝国开始无所不统,号称总揽一切的政务,这两者的作用,已大大超出在秦汉帝国初期位置显赫、后期则风光不再的九卿。但在旧的秩石制下侍中只是比二千石的加官,尚书令只有千石,尚书令的副手尚书仆射以及各曹尚书只有六百石,而九卿则是仅次于万石的中二千石,这与现实政治已经明显不合拍。

因而在新的官品制中,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和九卿都位居第三品,但九卿的排位明显靠后,侍中则列为三品之首,尚书令等也在前列。可见,官品制的出现综合了秦汉帝国以来职官制度的诸多变动。

不过,官品制虽然确立,但原来的秩石制并没有马上废除,而是品、石兼用,整个魏晋南朝都是如此。如两晋沿用魏法,定官为第几品,定秩为若干石。《隋书·百官志上》载萧梁天监年间:“定令为九品。秩定,帝于品下注: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几年后,梁武帝又让吏部将官品定为十八班,即以班代品,“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

这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举动,很可能是吸取了北魏官分九品十八级的做法。但梁武帝除了十八班制度外还屡屡翻出新花样,又有郡职十班、县职七班、将军号十品二十四班等等,《隋书·百官志上》就一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可这样一来,班级太过于烦琐,足以让后人望而生畏,所以南朝后十八班基本无人问津了。陈朝代梁套用十八班,但在班外另设九品,班、品共用。

北魏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积极吸取中原职官制度,创设了九品十八级三十等的制度。北魏初年官定九品,但和前代所不同的是,北魏官品有正、从之分,每一品中又有上、中、下三等,《通典·职官二十》称“又按前代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有之”,这可以说是北魏的一大创新。

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再次加以修改,剔除中等,只留上、下两等。这样,品分正、从,是为九品十八级,第四品到第九品,每品再分上、下二等,是为二十四等,加上第一品至从三品共六等,加起来共为九品十八级三十等。

应该说,北魏官品制能最终完善的关键在于将九品分为十八级三十等,这也是魏晋以来官品制演变发展的结果。魏晋以来,职官名称日益增多,职官的权责变动也较大,与此相比,官品却只分为区区九等,这个框架显得过于宽泛,只能大致囊括各官,在等级的细分上显得心用余而力不足。将每品一分为二,成为十八级后就显得从容得多了。例如,在曹魏时同列第三品的尚书令和其副手尚书左、右仆射、下属各曹尚书,在北魏时就分出了高下,尚书令列第二品,尚书仆射列从二品,各曹尚书列第三品,这一安排就合理多了。

再如同样是郡守,上郡太守列第四品下等,中郡太守列第五品下等,下郡太守列第六品下等。总之,九品十八级三十等所涵括的层次,使得统治者在为数量众多的职官排定一张等级次序表时显得绰绰有余。

到隋帝国时,终于迎来了官品制的集大成时期。隋帝国从开国皇帝杨坚到杨广为止,一共只存在37年,尽管是一个短命的帝国但在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整合,其中也包括官制方面。

应该说,隋帝国的制度整合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接踵而来的唐帝国从中得益匪浅。隋帝国统一全国后,职事官分九品,每品各有正、从,自四品以下,又分上、下阶,共为三十阶,称为流内。又定视流内品十六等、流外勋品八等、视流外勋品八等。流外勋品主要施行于胥吏杂色一类的低层次吏员,有了一定的劳绩再经过考核,就可以升入流内官,称为“入流”;职事官都是流内官。

到隋炀帝时,废除上下阶,只保留正从之分,即九品十八级。隋帝国的文武官员共计195937人,其俸禄发放也基本按照这一品秩等级。

至此,自魏晋以来秩石、官品并行的杂乱格局宣告结束,官品制最终取代了秩石制,而中国古代职事官的品秩在经历了“命”、“品”、“班”的不同提法后,终于定格在“品”这一名称。

唐袭隋制,职事官分流内九品,每品分正、从,自四品开始又各分上下阶,如唐高祖李渊时尚书令为正二品,后来李世民曾经当过尚书令,李世民登位后没有人敢任此职,于是唐帝国就没有尚书令,只有位居从二品的尚书令副手尚书左右仆射。视流内自五品至九品,各分正、从。唐帝国的文武百官加上各类吏员胥史,即流内、流外官合计有368668人。

四、散官品阶的系统化

中国古代的官员可以分为两大类:职事官和散官。职事官有固定编制,担任实际职务并行使一定权力;散官则没有定额,没有实际职务和属员,也就没有实际权力,只用来表示官位所能享受的政治经济待遇,也称阶官。

《隋书·百官志》对此总结得非常清楚：“居曹有职务者为职务官,无职务者为散官。”其形成有一个过程到隋唐时期形成系统的制度。

散官又可分文、武两类,以文散官为例,地位较尊崇的有开府仪同三司、特进等。后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以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这是“同三司”之名的第一次出现;殇帝延平元年(106年),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这是“仪同三司”之名的第一次出现;曹魏时,夷陵之战后不得不投降曹魏的蜀将黄权大受青睐,屡次加封至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是“开府”之名的第一次出现。

以后开府仪同三司的称号在史籍中就随处可见了,三国孙权赤乌十一年(248年),吴国军事重镇西陵督的步骘之子步阐投降晋,加拜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孙皓建衡二年(270年),孙秀投奔晋时被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直到隋朝时,散官阶才真正系统化。隋开国之初,设有从上柱国、柱国到都督的十一等散实官,六品以下的官员有十六等的散军号,以及从特进、左右光禄大夫到朝散大夫的六等散官号。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散官号系列在《隋书·百官志下》中被明确指出：“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只是荣誉性质的加官。此后不久,隋帝国即废除散实官和散军号,只留下加以充实细致化后的散官系列,并且一一划定了品级。

到唐朝,散官阶的序列发展得相当完备,分为文、武散阶,见下表：

这样,唐帝国的职事官、散官之间的界定就非常清楚了。职事官有九品十八级之分,散官如文散阶29级、武散阶31级,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职事官可以随才录用,常有迁徙;散官则按照资历稳步上升,是官员身份和声望的标志。

职事官和散官都各以一一对应的品、阶来划分高下,但品、阶两条线却是互相独立的,这就会出现低级散官任较高职事官,称为“守某官”;或高级散官任某低级职事官,称为“行某官”。士大夫只要一入仕,就会获得一个散阶即本品,称为“叙阶”,以后经过考课,这一散阶也会逐渐提高,一直到这个官员离职或退休,这个本品仍然跟着这位官员。

宋朝的情形和隋唐差不多,而散阶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宋史·职官志》北宋初职事官分九品,品分正、从,同时又有散官阶,文散官有29阶,名称和唐大致一样,武散官为31阶。神宗元丰年间,北宋职官制度的面目大变,按照“以阶易官”的原则,“取唐及国朝旧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以后经几次变迁,到“政和末,又改从政、修职、迪功,而寄禄之格始备。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

文散官阶从最高级的“开府仪同三司”到最低级的“迪功郎”,一共37阶,武散官阶也在宋徽宗、宋高宗时相继调整完毕,最终形成53等武散官阶。

五、明清官阶制度的特点

从明帝国开始,散官阶从名称上看仍然自成体系,但和唐宋帝国时已经不一样,散官阶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官品的附庸物。因为,这时的散官阶提升与否完全要由职官来决定,据官而授阶,官位愈高,散官阶愈高,也就是说只有官做大了,散官阶才会跟着“沾光”。

这样,唐宋时低级散官任较高职事官,或高级散官任某低级职事官的情形自然就看不到了,散官阶也就失去了评定功绩的作用,也与俸禄无关,完全成了官员一种荣耀性的点缀。

明·王鏊在《震泽长语·官制》中点出:“唐制,有勋、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爵卑而勋、阶高者,亦有勋、阶卑而官、爵高。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

具体而言,官分九品、品分正从早已成为习惯,不及从九品的就只能称为“未入流”,这一点明清也是如此。明帝国的文官有九品十八级,武官有六品十二级。另外,清帝国的官员可以因为加衔而提高品位,如各部尚书都为从一品,如果加上一个太师或太傅衔,就可以享受正一品的待遇了,同样,二品的总督如果有尚书衔,那就是从一品了。

明朝的散官阶随官职而定,文散阶合计为四十二级,凡职事官先授予同品的初授散官,三年初考,称职者授予同品的升授散官,六年再考,功劳显著者加授散官。武散阶有三十级。

清帝国的散阶更简单,和官品高度一致也是十八级,什么等级的职官授予什么级别的散阶,这时的散官阶,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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